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是一句名言，有没有人对它进行质疑呢？有！这个人是王蒙。

    王蒙在他的《语言的功能与陷阱》说，“失败是成功之母”实际可以演化出四种情形：第一种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：失败之后，总结经验，吸取教训，最后终于取得成功；第二种，失败是失败之母：一连串的失败一连串的打击，彻底摧毁了一个人的自信心，把本来可以办成的事情办砸了；第三种，成功是成功之母：一次次的成功一次次的胜利，极大地鼓励了自己，本来办不成的事情反而办成了；第四种，成功是失败之母：过多的成功和胜利冲昏了头脑，本来可以办成的事情结果没有办成。

    对照王蒙的说法，可以解释“多难兴邦”。 

   “多难兴邦”出于《左传 昭公四年》，司马侯对晋平公说：“邻国之难，不可虞也。或多难以固其国，启其疆土；或无难以丧其国，失其守宇。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，“邻国遭难了，但是这个事情说不好（虞：预料），也许多难反而巩固国家，开辟疆土；也许无难丧失国家，失去所守。”这句话的妙处在于这个“不可虞也”，因为“难”与“兴邦”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，是“不可虞”的，仅司马侯就说出了两个结果。

    第一种，多难兴邦，如同失败是成功之母；

    第二种，多难丧邦，如同失败是失败之母；

    第三种，无难兴邦，如同成功是成功之母；

    第四种，无难丧邦，如同成功是失败之母。

    也就是说，在“难”与“邦”之间， 行动才是关键。如果在“难”之后，反思、赎罪、悔过、改正、建设，那么“难”就是“兴邦”的契机；反之，如果在“难”之后，不仅没有反思直至建设的过程，反而变本加厉、“秋后算账”，那么“多难”极可能造成“丧邦”；还有一种介于中间的状态，以热情、义愤、浪漫的诗情、美丽的赞扬，来“缝合”社会的伤口，安抚惊恐的心灵，那么造成的结果是“多难延邦”。到底是哪一种，真可谓“不可虞也”。

    我们这个民族古来不敢直面惨烈的死亡，不敢审视深处的灵魂，不敢拷问自己的心灵，这一点，从我们戏曲中太多的“大团圆”喜剧而少有“毁灭”意义上的悲剧，就可以看出来，所以，我们既没有象古代巴比伦那样“丧邦”，也没有象现代的德国、日本那样“兴邦”，而是在文化不衰亡、不断层、不变形的“延邦”中，一路跟头趔趄的走过5000年的历程，走到了今天，却不能真正迈进现代文明的大门。

    问题不在于“多难兴邦”的含义，而在于为什么仿佛一夜之间，那么多的人质疑这个本不艰涩难懂的成语？我的理解是两点：

    其一，我们的时代确实进步了，改革开放30年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“人权高于一切”的理念，接受了普世价值，我们开始并且敢于质疑了——哪怕是总理的题词！正如当年胡适在他的《制度爱国》中说，知识分子不应该跟着起哄。

    其二，我们的“难”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进入2008年，南方雪灾、西藏暴乱、奥运火炬在国外受阻、再到五一前后“抵制家乐福”的闹剧、再到四川地震，如果在付出了如此之多的代价之后，在失去近十万条性命之后，还换不回我们哪怕一点点实质意义上的进步，我们不仅有愧于祖先，更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 

    在这个意义上，对“多难兴邦”的质疑，是我们民族的一件幸事——且别管质疑的对与

错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韩秋月写于2008年哭泣的儿童节凌晨